O编辑总结:第三只眼看现代中华文化与世界的关系 (三)


Oskarlre    04/03     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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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普世价值 -- 西方价值的双刃剑(中)

 

普世文明/价值的含义是什么?

 虽然总的来说,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包容一些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但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

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的普世文明,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毕竟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此在观察了很多阐述这个词的群体的观点后,个人总结了所谓“普世文明”包括两个层面。

 

1.“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

 

2.“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

 

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有严重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可以说我坚信普世主义,但这个普世主义是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问题是,他们太多了(如公正,牺牲,自由,忠诚,责任等)。 这些客观上有价值的生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非均质的,不能简化到几个公分母,而且他们本性上是彼此有冲突的。生活中的好东西不可能全部同时达到最大限度。当各种真实价值观付诸实施时,总会有所取舍,正因如此,才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传统(即文化),所以说对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能说一切都好。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在绘制道义地图和评价自由程度的时候,单拿自身做评判标准过于随意的。

 

第二个则更有问题,正如我原来批评中国国内的“模拟联合国”风时候所提到的:某些人认为看看或者“研究”几天某国资料就能模仿某国在联合国的行为而忽略文化历史等很多深度因子出来的模联本身就是空中楼阁而已。不过联合国和实际生活很远大家也就一笑而过了。模拟个人大或者政协恰好联系实际生活,那么这些孩子的无知,自大,理想主义,自我感觉良好和实际相脱节的事实就会血淋淋的展现出来。对于不服气的同学,我也就问一句,你们如何创造一个与现实类似的diversity 结构?一群知识背景都一样的人模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太达沃斯化了? 把脸涂成黑色,你就能理解非洲几百年的种族及文化冲突了? 

 

这里再用亨廷顿同学的理论定义以下达沃斯文化:

 

达沃斯文化: 本来是一个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开的经济论坛,参加者大约有几十个国家约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等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典型拥有的。达沃斯人的特点是实际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因此它们所推崇的达沃斯文化在某种角度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

 

实际上亨廷顿同学也在他的书中尖锐的指出所谓的达沃斯文化,恰好也是某些“国际知识分子”所犯的通病:即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这种浅薄恰恰常被某些非西方的达沃斯知识分子用来作为所在文明人口低素质的证明,却看不到自己爆棚的优越感)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因此可以说,所谓的达沃斯文化仍然是沙土垒起的城堡,缺乏广泛的传播基础。只能是某些精英用来顾影自怜,彰显“水平”的工具而已。 和小资文化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被推翻就是因为其上层过于达沃斯化而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从而被来自于草根的共产党打败。

 

除了上面两个普世文明观点外,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而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

 

而亨廷顿同学更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而不是夸赞正如他在书中所述: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在驳斥了以上论点后,让我们来从文明的不同角度来看是否有一种“普世文明”在出现中:

 

考虑到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

 

那么我们就先来从语言角度考虑是否有普遍语言的出现。

 

那么很多人都会说英语是世界语言。 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用英语作为母语交流的人只占世界人口的8% (印度虽然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实际生活语言却是土邦语和印度语)

 

那么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那么按照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它应该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可以被形容为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

 

从历史来看,文明间交流是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翻译人员的。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广义来看这是很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也是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拥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

 

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其次是宗教。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变化。从可见的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远比耶稣占上风。因为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那么我们能否就此断言,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是穆斯林呢? 这个结论也许会让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督教同学抑郁吧。

最后是交流,实际上,互联网的发展也从侧面在证明着这一话题:

很长时间内互联网快速普及的过程曾被看作全球化乃至普世化的重要表象之一. 但是到今天来看,这似乎不过和印刷电话电报等一样是一种通讯方式的更新而已. 从统计数据看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并没有促进全球化。 其重要表象之一是英语或任何一种语言没有通过这种普及成为网络世界通用语.  和弗里德曼所预言的世界是平的不同,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从语言学角度看实际是不同语言的区域集合而已. 绝大多数人们仍然活动在自己的网络母语区域中并几乎不和其他语言区接触.

有趣的是,当一种语言区试图大规模和另一种语言区接触时,引起的往往是反感而不是好奇. 前段时间中国人大规模用中文在奥巴马G+的回复引起美国人的反感即是如此。 因此说,即使中国政府拆掉防火墙,美国人也会为中国人建立起另外一座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笑话。因为即使在互连网上中国人和美国人交谈,双方文化的鸿沟并不会因使用哪种语言而得到弥补乃至趋同。

 那么所谓的普世文明究竟是什么? 它出现的背景又是什么呢?